《理性选民的神话》｜公投真能产生令大多数人满意的政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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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书摘
《理性选民的神话》着重谈的是美国国家经济政策制定方面受到的民情的影响。正是出于选民的"偏见"，他们的选票才会被贸易保护主义者、反竞争的特殊利益集团利用，进而对美国的经济造成损害。本书是一部在美国媒体和政治经济学界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赞誉与批评兼而有之的一部作品。媒体关注它，是因为作者在书中不仅毫不留情地批判了美国政府和公众一直引以自豪的东西——民主，而且将其失败的原因归结为选民的"理性的胡闹"。而学界关注的重点则在于该书对经济学及公共选择理论的两个核心概念，即"理性"和"理性的无知"，提出了修正和质疑。
关于作者
布赖恩·卡普兰，1997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系教授，卡托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公共经济学、公共选择、心理学与经济学、家庭经济学等，曾在《美国经济评论》、《经济学杂志》、《公共选择》、《法律与经济学杂志》、《社会科学季刊》等学术期刊发表文章。本书是他的第一部学术专著，也是他的成名作。本书于2007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后，被英国《金融时报》评为“2007年度最佳图书（政治类）”，并获2008年独立出版社图书奖银奖。
本书鲜知
学什么？民主是什么
国家任何事务皆由公投直选来决定，就真能产生能令大多数人满意的政策吗？民主真是一剂政治万灵药吗？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布赖恩·卡普兰在这部被誉为“过去二十年里公共选择领域最好的两本或三本书之一”的著作中，颠覆了人们对于民主的传统观念，提出选民非但不是理性的，而且由于他们对于现实根深蒂固的错误的认识，选民的最终的选择往往是糟糕的。所以，投票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你还会发现
· 选民的非理性决策是怎么产生的；
· 什么是理性的“无知”和“胡闹”；
· 如何让非理性的选民变得更加理性。
一、选民的非理性决策是怎么产生的
作者布赖恩·卡普兰在书中提到一个尴尬的现象：大约有一半的美国人不知道每个州有两名参议员，四分之三的人不知道他们的任期有多长。对于一个普通老百姓来说，如果他不关注社会新闻的话，那他对政治可以说是处于“无知”的状态，这样的无知选民去投票，会对民主决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很多人对这样的现象并不担心，因为无知的选民中还有知情的选民，起决定作用的也是这一小部分知情选民，无知选民的决策最终会被相互抵消。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做一个假设：如果不知情选民对竞选者甲和乙都不了解，却必须要在两者之间进行一个盲目的选择，他们选择其中任何一个人的概率都是均等的。所以，最终决定权就落在了知情选民的手中。
以往经济学家把这样的现象叫做“聚合的奇迹”，而且，他们认为，正是因为有了“聚合的奇迹”，民主才得以继续运行。但是，作者卡普兰却对这个观点提出质疑。
他从认知心理学研究的角度入手，发现所谓的平均答案出现了系统性错误，也就是整个认知系统出现了偏差。作者卡普兰就是沿着这个思路，借助美国公众与经济学经济调查（简称SAEE）的结果，发现了理性选民也会犯的错误。这项调查是1996年《华盛顿邮报》、凯泽家族基金和哈佛大学调查项目联合组织的，他们对1510名随机选取的美国公众以及250名经济学博士进行采访，通过分析，发现了理性选民也会犯下的四个系统性错误。他把这四个错误定义为四种偏见，即反市场偏见、排外偏见、就业偏见和悲观主义偏见，我们分别解释一下。
1、反市场偏见
所谓“反市场偏见”，指的是低估市场机制的经济收益。公众对于市场上的商业行为能产生福利这一现象，持有高度怀疑的态度。说简单一点，就是选民认为商业的动机都是不良的，商家追求利润的行为就是在赚老百姓的钱。
那反市场偏见都有哪些表现呢？
首先就是把市场回报等同于财富转移，而忽略激励属性。比如说，人们总是认为，市场利润的大头都被富人拿走了，所以，限制利润让富人少赚钱就是大家的共识。但是，作为一种社会回报，利润能激励人们想办法降低生产成本和研制新产品，这一点，拥有反市场偏见的人是看不到的。
反市场偏见的第二个表现，就是反对价格垄断。公众非常普遍地把中间商当成无商不奸的“垄断者”，认为商家就是把商品买回来，加完价又把东西“原封不动”地卖出去。但作者卡普兰认为，其实，流通、仓储、派送是有价值的服务。
2、排外偏见
美国政治学家威廉﹒格雷德在《谁来告诉人民》这本书中说：“普通美国百姓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尽管接受年复一年的教育和宣传，那些精英十足的舆论评论者，则带着他们惯常的高人一等的姿态，将老百姓的普遍心态贬斥为僵化保守的本土主义。”这就是典型的排外偏见。
作者卡普兰发现，近年来，这种排外偏见越来越明显了，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趋势也越来越严重，美国封杀华为事件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但是，经济学家对经济数据经过分析后发现，贸易保护政策并没有缓解经济危机，反而加剧了经济萧条的深度和范围。
为什么人们会对外贸的好处视而不见呢？亚当·斯密以及很多18、19世纪的经济学家，把这种错误归结于对金钱和财富的错误认知。他们认为贸易是零和的，也就是在严格竞争下，一方的收益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国家也害怕别人抢夺他囤积的资源，于是就变得像守财奴一样。
3、就业偏见
人们常犯的第三个系统性错误是就业偏见，也就是低估节约劳动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每次一谈到就业问题，很多人都说，就业岗位应该是越多越好。很多政策通常也是以“创造就业”的方式来推销自己。但经济学家考克斯和阿尔姆提出了经济的“乳化过程”概念。意思是说，就业岗位并不是越多越好，通过无情的动荡，经济能够实现自我重塑，把劳动资源整合到需要他们的部门，用新的工作替代旧的。
4、悲观主义偏见
人们常犯的第四个系统性错误就是悲观主义偏见。所谓悲观主义偏见，就是高估经济问题的严重性，低估过去、目前和将来的经济表现的倾向。
悲观主义偏见者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当经济增长放缓的时候，就说国家遇到了危机，好像国家要亡了，事实上，这只是经济的波动而已。悲观主义偏见者还会盯着环境问题不放，他们认为，如果不抓紧治理环境破坏问题，环境问题很快就会转化成经济灾难。拥有危机意识是好的，但是过度低估经济表现，往往会让我们错失很多机会，从而不敢做出改变现状的决策。
作者卡普兰说：“经济学家对系统性偏见，有一种又爱又恨的心理。作为理论研究者，他们否认它的存在。而作为经验研究者，他们不断从其他学科领域引进这个概念。”而系统性偏见也是每一个选民在投票、做决策的时候，没有意识到的问题，他以为自己秉持着公平民主，其实早就带有了一定的系统性偏见。
二、什么是理性的“无知”和“胡闹”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本书的第二个重点：什么是理性的“无知”和“胡闹”。
1、理性的无知
什么政治知识都懂是非理性的，因为这些信息所提供的低廉回报，不能补偿他们付出的时间或者其他资源的成本。说简单一点，时间就是金钱，获取信息是需要花费时间成本的。个人会在学习的收益和成本之间做出衡量，最理智的选择就是了解适量的信息。
对于选民来说，一张选票不可能改变一场选举的结果，所以，他会想：既然自己不是一个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就没必要为一张选票投入那么多时间去学经济学知识。我们把选民的这种选择，称为“理性无知”。
选民的“理性无知”导致的最坏结果就是民主失去作用。利用选民具有“理性无知”的特点，政党会建立一些“认知捷径”来让选民留下深刻印象。政党会为自己构建专属特点，目的是要在选民心中留下印象，好让他们尽可能地不思考就能投票。
除此之外，选民有时候还会采取一种更简单的方法来行使投票权，那就是回溯性投票。简单说，就是与其事后评价领导人的决定，不如关心他在任期间国家的情况，这种“认知捷径”会换取明智的决策，也会反过来激励从政者做出明智的决策，即便“理性无知”的选民并不知道什么是明智的决策。
2、理性的胡闹
选民的“理性无知”和非理性的判断，似乎让民主完全失灵了，但卡普兰在这样的观点上，又建立了一种新的认知模型。他要证明，一个人可以同时是“理性消费者”和“非理性选民”。
首先，我们要了解两个概念，一个是“观念偏好”，另一个是“错误的物质成本”。心理学家约斯特研究发现，“人们能够相信任何他们愿意相信的事情”，也就是在做选择的时候，我们以为自己非常公正，实际上只是某一党派的决策正好是我们偏爱的而已。这就是观念偏好。
再来看看“错误的物质成本”，我们都知道犯错误是要付出代价的，关键在于代价的大小。在经济学上，一项行为的私人成本可以不计，但它的社会成本却可以很高。
在了解了“观念偏好”“错误的物质成本”的概念后，作者卡普兰做了一个判断，那就是选民不是懒于学习经济学而选择“理性无知”，而是在知情后仍然选择“胡闹”。卡普兰还原了这种选民投票或者做决策的心理过程。
第一步，选民会对民意调查中没有情感认同的问题保持理性；
第二步，在有情感认同的问题上，对要付出巨大物质成本的错误观念，保持一份“警觉”；
第三步，如果不需要为错误付出巨大物质成本的时候，那就顺其自然，什么让自己感觉好就相信什么；
第四步，如果错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那就提高思维自律水平来让自己更客观；
第五步，权衡客观的选择和错误观念之间的物质成本差距。
你看，其实选民在投票或者做决策的时候，还是有一定的理性特质的，只不过有时会落入“胡闹”状态。所以，我们也不能说选民一定就是无知的、不理性的。理性与不理性常常在一个人身上共存，关键的是，如何克制不理性保持理性，让民主制度选择出更好的政策。
三、如何让非理性的选民变得更加理性
19世纪法国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克·巴斯夏说：“投票权是建立在投票能力的前提之上的。”针对这句话，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就是“悖论说”，也就是说，既然要民主，那就说明只要是符合条件的人就具有投票权。但是，这些选民是不够理性的，如果一个选民需要经过经济学知识测试，或者需要大学文凭才能投票，那还是真正的民主吗？还有一种就是“保障说”，意思就是投票者个人不仅要承担投票的结果，还影响着整个社群，社群在影响自身福利和生活的行动方面有权得到一些保障。
作者卡普兰赞同第二种观点，也就是“保障说”。那有什么提高中间选民经济学素养的可行方法吗？
一个方法就是赋予更高经济学素养的个体或群体额外的投票权。比如，大学毕业生可以投票选举12所大学的候选人和自己所在区的代表，企业主可以在两个选区参加投票，而普通人只有一次投票权。
第二个方法是减少或取消增加选民投票率的努力。所谓投票率，就是在有投票权的选民中，参与投票的选民人数占选民的比率。在选举前，一般人会大力拉票，当拉来的票导致100%的投票率之后，政客们就不得不争取更具偏见选民的支持，那么投票的结果也是具有偏见性的。
第三个方法是向选民提供更多的教育。既然接受良好教育的人是更好的选民，那么教育这条路肯定是可以改善民主的。但是，这个方法需要的时间有些长，所以，更有效的办法是，改变教学大纲，“强调经济学、进化生物学、概率学和统计学，努力培养学生理解现代世界方面的认知技能。”
总之，在这样一个民主的社会，每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拒绝“理性的胡闹”，在去除偏见的情况下，选择出真正适合社会和人民的政治决策。
总结
以上就是《理性选民的神话》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理性选民的神话》是作者布赖恩·卡普兰的第一部学术专著，也是他的成名作。经济学教授薛兆丰评价这本书是“一张对准民主机制拍摄的X光片”。这本书带我们了解了为什么民主机制还是会选出坏政策，原因就在于我们投票时会出现系统性错误。作者卡普兰还在书中提出了一些纠正偏见，实现理性选举权的方法。
布赖恩·卡普兰打通了政治经济学和心理学领域的壁垒，发现了通往民主的道路。理性选民的神话是可能实现的，我们要做的就是加强经济学素养，掌握认知技能。在今后，我们需要转变的观念就是，政治经济学并不是只有经济学家才需要掌握的知识，它贯穿在我们的每一次投票和决策的过程中。（编辑：陈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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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文字、图片部分来自今今乐道APP和网络，老农整理）